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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烈士名谱及英烈事迹研究

作者:孙欢龙   录入:  www.jlngd.org.cn   2019/9/10  人气:37

动脉贯黄河,静脉长江注。
华夏江河血管流,养我心肝腑。
烈火见真金,革命经风雨。
爱国诗词一脉传,血沃红旗谱。

烈士们,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其中涌现出无数农工党人,正是他们视死如归,前仆后继,成就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也许,从个人层面来讲,我们今天仍然有各种困扰与压力,但他们牺牲的鲜血,为我们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安宁的社会。饮水思源,我们当永志不忘。

 

   一、没有邓演达就没有中国农工民主党。

   邓演达,字择生,189531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193111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

   他追随孙中山在奠定广东革命根据地中起过重大作用。孙中山曾说:“干革命,有两达(按:指邓演达,张民达),革命有希望。”足见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赏识和器重。

   少年时代的邓演达耳濡目染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内受清封建王朝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从小就萌生了立志学习军事,做一个出色的为中华民族服务的军人以报效国家的愿望。

   1909年,14岁的邓演达先生即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编为第四期学生。由于他年龄最小,但学习成绩最好,聪颖过人,在同学中有“铁汉”之称,为校长邓铿(字仲元)所赏识,并被吸收为同盟会员,宣誓时还打了手印。

   1927217日,邓演达在为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全国性日报——写的代论一文中,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在汪精卫“分共”前夕,邓演达辞去所有职务,秘密出走莫斯科,临行之际留下《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信,抨击汪精卫集团步蒋介石的后尘背叛孙中山遗教。192711月初,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承孙中山遗志。

   19305月,游历考察了欧亚数国的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几个月后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担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与陈诚交情颇深的前粤军将领黄琪翔任设计委员会主席委员,主管军运工作。91日,邓演达起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矛头直指南京国民政府,主张中说:“我们坚决相信,三民主义这个名称虽然被叛徒们所盗窃,它的内容虽然被叛徒们所曲解,但三民主义的真相,却并不因此而受丝毫损失。我们要努力去打倒这些叛徒们,恢复中断的中国革命”。

   1931817日下午,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对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作结业讲话时,因叛徒陈敬斋告密而被租界巡捕拿获。黄琪翔当晚也差一点被捕,幸亏机警,塞上一把钱,侥幸逃过一劫。19日,邓演达即被“引渡”到位于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旋即押解南京。 

   19318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图为邓演达在国民党侦缉队特务的押送下戴着手铐走向囚车。邓演达在狱中写过5封信给罗任一、九.一八后写过一纸条给郑太仆、3封信给南京的万灿。指导工作,表明斗争决心。图为邓演达从狱中转出来的两张纸条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神州为之鼎沸。邓演达透过看守写信给被捕同仁:“当局决不会杀我们,这一层大家都不必忧虑!他们差不多每天有人来看我的,同我谈话很多,意见是要我软化。日本已于九月十八日占领了沈阳,这几天外交问题极紧急。昨天他们有人来问我应付日本的意见?我想我没有软化的必要,我仍当坚决的站在我们的立场上。”

   但是,19311129日,邓演达还是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同年1215日,蒋介石内外交困,通电下野。而大约在一个多月之前,狱友收到了邓演达用红色铅笔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我已被移住紫金山的荒屋上,以后通信将不可能。”

   邓演达以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向世人昭示了他不愧是“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的伟大的民主革命者,“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也不愧是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

   二、英名显扬新青联 芝兰流芳农工党——郑显芝

  郑显芝生于1921年,又名郑伟,广东汕头来顺县人。1946年在重庆中央大学机械系毕业,爱好文学、写作、音乐、舞蹈等,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负责的中央大学青年歌咏队,蜜声全校,参加者常有百余人。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任上海高级机械学校教师,并任进步青年组织“新青联”的副主任。当时“新青联”成员遍及全市大中学校,在立信会计学校和中华职业学校内建立了小组。“新青联”积极配合地下学联开展活动,对全市爱国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482月郑显芝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任农工党上海市党部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领导青运工作不遗余力。因利群书报社案牵连,他在回宿舍取文件时,被守候特务逮捕。在狱中他不畏强暴,还教唱革命歌曲,鼓舞难友斗志。牺牲时年仅28岁。

   19489月,上海曾经发生一起震惊文化界的政治大案,“利群书报社案”,此案迁延达9个月之久,先后因涉案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的达200余人。而最终光荣牺牲、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的有7位,其中农工党员有3:赵寿先、焦伯荣、郑显芝。另4位是中共党员。此案足以证明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并肩战斗的,农工党员的鲜血同共产党员的鲜血是流在一起的。

   三、笃行持重显忠义  英勇不屈慨而慷 ——焦伯荣烈士 

   焦伯荣,江苏涟水人,生于1922年。抗日战争初期,焦伯荣随他就读的中学迁往重庆。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中央大学历史系,就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春来到上海,经郑显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担任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委员会主任。与郑显芝等参加上海进步青年组织“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任宣传部长,并负责“新青联”刊物《新青联丛刊》的编印工作。194810月,因利群书报社案的牵连,焦伯荣去通知一名“新青联”成员转移时,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捕去。他为人忠实笃厚,待人和蔼可亲,处事有条不紊。在困难面前坚毅顽强。被捕后,备受种种酷刑,英勇不屈,牺牲时年仅27岁。

   四、争民主投身学运 守秘密舍身取义——赵寿先烈士 

   19481121日凌晨4时,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一幢楼房的三楼,突然从一个小窗口探出一个青年男子的身影,环顾四周后,他登上窗台,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一头栽向坚硬的水泥地,当即气绝身亡。他就是扬州籍烈士赵寿先。他在牺牲前传给好友的一张纸条上写道:“我被捕,受酷刑,一度自杀未果,恐续受刑,生死未卜,无畏,望勇敢生活,我没有了泪,只有满腔怒火。”
 1 一腔正气   痛揪日本校医为工友治病
  赵寿先192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1935年考上省立扬州中学。此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扬中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热潮,在他心里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扬州沦陷后,赵寿先随母逃难到农村,看到农民饥寒交迫的现状,他明白光靠读书是不能救国的。他在农村毅然投奔“抗日义勇队”,父亲得知后再三劝阻,他坚决不听。然而不久,他发现这帮人中有些人并非真心抗日,还为非作歹,就愤然离开了“义勇队”。

   赵寿先回家后,父亲病逝,家境维艰,读书不能,做事无门。后来到上海上了一所日本办的海军测绘学校,原以为在这里可以学点知识,不料常遭歧视。一次学校炊事员生病,日本校医不给医治,寿先满腔怒火,带领一批学生,将日本校医从楼上拖到楼下为中国炊事员治病。此事惹怒了校方,他只身逃往大后方,1942年冬在重庆考取了中央大学。
  2反对内战  给马歇尔写信呼吁和平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让他非常失望。抗战胜利后,当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时,寿先起草了一封英文信,“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切望和平”,并邀集同学签名,转交马歇尔,表达和平愿望。
  19487月,上海利群书报社从香港寄来上海革命书刊被查获,军统特务大肆逮捕有牵连的人员,案情不断扩大,先后逮捕200人。《新青年丛刊》遭破坏。1028日,特务守候在印发《新青年丛刊》的成员家中,赵寿先不幸被捕。
  3悲壮选择  宁愿跳楼自杀也决不投降
  但赵寿先宁死不屈,趁特务不注意,把眼镜片分成两半吞下肚,在医院抢救时,他刚苏醒过来,就赶紧通过“关系”,把被捕的消息通知给组织。敌人把他带回牢房后,对其用尽酷刑,他拖着伤残的身子回到同学们身边,对他们说:“特务给了我两条路,一条是毁灭,一条是投降,做他们走狗。我选择第一条,你告诉难友,把一切罪责都推给我,争取让更多的人活下来,继续工作……”第二天,他跳楼牺牲。特务们费尽心机,没有从赵寿先口中套出一句真话。

  五、目击苍生驱不还 回胸虹结气如山——郭莽西烈士

  郭莽西同志是在冲破黎明前黑暗的最后时刻牺牲的一名农工民主党党员。年仅39岁。

  郭莽西原名郭安善,字种桑,书名忠襄。生于1910年,浙江东阳县人。是一位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19466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50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郭莽西把教书育人,视作毕生追求的事业。他一贯教导自己的学生不仅要学会作文章,更要学会做人,“做有骨气、有灵魂、重真理的人。”这与他秉性耿直,自幼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息息相关。1933年他在课余写的《轮回道上底一幕》一文中,郭莽西以巧妙的比拟假借,用犀利辛辣的笔,形象地勾勒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汉奸卖国贼和社会渣宰的丑陋面貌。揭露了在充斥面目狰狞、凶相毕露,牛鬼蛇神统治下的中国,鱼肉百姓,尔虞我诈,无恶不作的众生相。在这疮夷遍布,内外沦丧的压迫窒息下,郭莽西通过梦幻境界道出追求革命的心声,去探索真理,追求理想,唤醒民众。表达了他赤诚拳拳爱国之心,真实地向人们呐喊:“我要革命!” 后来,郭莽西把1933年后发表的文章和演讲稿,于1948年自选整理出版了《人生过程上的三个境界》一书向学生铨释说:“今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郭莽西进一步告诫年轻人,“彷徨”与“犹豫”会误尽一生,葬送前程,要追求光明康庄大道。因此,第一境界是确定“信仰”!第二境界便是“必须去求得你的信仰与理想的实现!”他鼓励青年人:“当你抓住了自己的信仰,确立了自己的理想,认清了自己要走的路以后,你务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面奋斗!即使因此而憔悴了,瘦了,以至于牺牲了,你要在所不惜!”“有这样的真诚,有这样的坚贞,有这样不屈不挠的精神,何事不可成!”

  郭莽西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视其家是开明地主,解放后土改时,划定的成份为富农。

  郭莽西自幼秉性耿直、豪放不羁,他天生善良,却敢于离经叛道。由于他言行举止特别,且喜出人头地,特别能引起周围人们的注目。为此,博得来自不同视角赋予的诸多“雅号”。花岗石思想顽固的长辈管叫他“败子”;而俗流随世的乡邻则呼他“癫侬”,有人称他“倒镬破”;在学校里,同学们却指他是“风潮头”。

  1943年的夏天,郭莽西第二次被捕,关在特务临时设立的一座监牢里。

  在狱中,他强烈抗议特务的行径。为保护被捕学生不致遭到殴打迫害,挺身而出,揽承责任。提出要求说:“他们都是学生,还是些孩子,年纪轻,把他们放了,我一个负责!”特务对此置之不理,反而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受共产党的指使。郭莽西不是中共党员,却具有共产党人的气节。即便具有共产党的身份,或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他也不可能,更不会在敌人威逼下卑躬屈膝,叛变出卖同志。相反,为了维护共产党在他心中的崇高形象,他不惜个人生命之安危,反而在特务面前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反动当局当然不会接受他释放学生的要求,更不能容忍他对特务迫害学生的谴责。于是郭莽西断然绝食三天,以示抗议。特务便变本加厉对他施以淫威,给他坐“老虎凳”,扎住两个拇指吊起倒悬,上所谓“飞鹅吊”的酷刑,迫其就范。最终,令这位坚强体弱的学者健康遭受极大摧残。在他出狱不久,被医生检查出他染上了肺结核。

1946年,郭莽西在上海大夏大学执教,住在闸北上海火车站附近。六月份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从此,他有了组织作依靠、作后盾,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下,与反动当局采取灵活的斗争和对抗。

1949年为迎接指日可待的解放,郭莽西兴奋异常,他以大无畏精神,千方百计开展斗争。他用饱满的激情,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告上海同胞书》,号召市民保护好大上海,迎接翻身解放。这自然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极度恐慌和仇恨由于郭莽西他们的机智巧妙,敌人直到覆灭,始终未查出传单从何而降。令人惋惜的是《告上海同胞书》未能保留下来。然而,敌人并没有睡觉,在垂死挣扎中,抢先了一步。郭莽西最终没有亲自付诸实现武装策反的战斗目标。

   1949年5月20日曙光即将照耀大上海,他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杀害在上海的宋公园,即现今的闸北公园内。郭莽西遗体经由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托人,与一起遭屠杀的人士被装入薄板棺材,置于联义山庄一处墓地里。解放后从600多具遗体逐个开棺检验,发现他的时候,已面目全非,依稀难辨。

  夫人叶迦予是从他身着的一件由她编织的羊毛背心和脚上穿的一双皮鞋指认出来的。然而,人们却清晰地发现,郭莽西手指和脚趾都穿插着锋利的竹签,口腔的牙齿几乎全被钝器砸碎脱落。惨不忍睹。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杀戮革命文化人士的血腥铁证。

六、投身革命在敌后,受尽酷刑死不屈——刘启纶

在萧县(现隶属安徽省,历史上隶属江苏省徐州市)皇藏峪国家森林公园大门南侧,建有“萧宿铜灵边区革命烈士陵园”。在园内左右廊庑建有一人多高、长达三十几米的石碑。碑上刻有2000多名烈士的英名。在其中一座石碑上镌刻着我党地下党员刘启纶烈士的名字:“刘启伦,永堌乡,胜利大队,1949年,上海,地下工作者”。
  刘启纶,系萧县永堌乡人。19489月加入农工党,并担任农工党南京市党部委员、武工委员会委员。在农工组织内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策反,以及南京和上海地区的情报工作。
  他曾多次深入虎穴,刺探军事情报。为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他在伪南京警察厅搞到了南京城防工事地图、南京警察厅的兵力布置和装备情况。他又通过情报工作收集到了南京新闻出版界中军统和中统分子的详细名单,还收集到蒋经国在南京要搞“戡乱建国培训班”的意图和动态。这些情报都由刘启纶交给农工党南京市党部,再由市党部派人秘密送到上海,交给农工党华东局联络处,然后通过秘密渠道转送到中共方面,为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94月刘启纶赴上海向农工党华东局汇报策反工作时,与上海农工党市党部领导人不幸一起被捕。虽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同年521日被害于上海宋公园(闸北公园),年仅37岁。解放后经农工党上海市党部再三查询,找到了烈士遗体,并安葬在江湾第一革命公墓。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追认刘启纶为革命烈士。20世纪60年代移葬于上海革命公墓。1995年迁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刘启纶的英雄事迹被录制成有声书,收集在喜马拉雅平台。

这是一群不屈的灵魂用性命与鲜血书写的华章,时间可以流逝,精神必须传承。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新中国,今天,我们更应当捍卫烈士鲜血筑就的理想,不能让烈士的血白流。毛泽东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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